
所有的这些案例代表了私营企业长期存在的现实困境,其中一些案例具有典型性和反复性。结合今年7月最高法院公布的12起涉及民营企业的典型案例,情况就更加清晰了。这4起案件中,1起涉及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平等保护,2起涉及犯罪与非犯罪的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1起涉及法律规定的变更。 7月份立案的12起案件中,两起涉及犯罪与非犯罪的区分,三起涉及平等保护,其他大部分涉及保护私营企业的特定权益,如创新、名誉权、外国利益保护等。因此,在司法层面,有两个核心问题是民营企业应该重点解决的。一是平等保护,二是犯罪,犯罪上。
平等保护是纸上谈兵的原则,但落实起来却困难重重。在已公开的两起案件中,一些国有企业从一开始就创造了不平等的条件。例如,当一家大型国有公司从一家私营公司购买电缆时,它同意在收到第三方付款后向私营公司付款,将第三方未收到付款的风险转移给私营公司。私营企业之所以接受这样的条件,是因为它们比国有企业处于弱势地位。由于一些国有企业在某些领域近乎垄断,私营企业别无选择,可能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此外,“国有”地位还可以作为违约的辩护手段。在所代表的一个案例中,一家拖欠私营公司付款的公立医院在法庭上辩称,它不应该承担责任e 违反合同,因为付款来自税收资金并须遵守财务审批程序。这种不平等地位可以跨越“整个链条”,从签订合同时增加不平等条款,到延迟履行或疏忽履行合同,到问题持续存在,再到以“国有财产”地位为借口承担责任。当法院面对此类案件时,可以考虑非法律因素。比如,本次公开的唯一一起民事案件,法律事实并不复杂,但一审、二审此前均判决国有企业胜诉,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后最终改判。最高人民法院评论称,修改后的裁定“不仅实现了对私营企业主合法权益的救济,而且明确阐释了产权保护制度的核心要义,即‘优先权’。”平等保护的原则”。
由于私营公司通常严重依赖其创始人和管理者,因此刑事与非刑事事项之间的区别可能是私营公司生与死的区别。一旦被“判刑”,就很容易失去中央的支持。关于犯罪与非犯罪,最高法院现已确立了区分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主观故意的重要原则。如果是,则属于经济犯罪;如果不是,那就是经济冲突。基于这个总原则,刑法对于一些作为“工具”的行为更加宽容。例如,在改判无罪的案件中,一名私营商人在没有支付全额费用的情况下部分租用了国有购物中心,甚至伪造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局收到全额费用”的收据。再审时确定认为不存在非法占用房产的主观故意,未对承租人造成任何损害。租户被骗支付租金,但实际上占用和使用商场内的商店。
最高法院判决的改变并不意味着行为人的行为没有问题,也不意味着他不必承担法律责任,只是没有必要施以最严厉的惩罚。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此案时强调,要尊重刑法谦虚原则。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市场经济活动中偶尔会出现合同纠纷。正确区分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的界限,要准确把握经济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坚决防止将经济纠纷定为犯罪。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曾出现过一种现象刑法对私营企业主的适用过于宽松,特别是当地方政府在私营企业中拥有利益但不能这样做时。最显着的迹象是近两年来一些地方针对民营企业家的“远程执法”现象。
有影响力的判决,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修改后的判决,将指导各级法院解决类似案件,也将对包括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地方政府和利益相关者在内的相关主体起到示范、引导和压力作用,最终形成相关主体受到平等保护、刑事与非刑事标准明确、民营企业受到诚信对待的生态系统。
《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第4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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